蔚理法律事務所─勞動法

憲法

憲法與勞動關係
憲法之法源位階高於法律、命令，係國家之根本大法，但依傳統之理解，憲法包括其中之基本權利，係保護個別國民( Burger )以對抗國家權利之規定，除了憲法本身之例外規定( 例如：西德基本法第9條第3項 )外，於國民相互間，並無直接的「第三者效力」( Drittwirkung )(註1)，不能直接適用於私法關係，職是，以「自由平等」為設想前提，規範國民權利義務之民法，論者在其法源論中，多未將憲法列於其中，加以討論(註2)，在民事案件中，法院不得直接以憲法之規定，作為裁判之大前提，一般人民也不自覺地感覺，憲法與民法似無多大關係，但在國內民法學界，重視法學方法論之學者，在法律解釋學之主張中，強調及提醒人們，必須為符合憲法之法律解釋( verfassungskonforme Gesetzesauslegung )，即將「合憲性因素」，作為法律解釋之因素之一，以發揮其「控制性之功能」(註3)，此項見解，當屬正確及必要，但實際案例則並不多見(註4)。
以勞動契約為基礎所形成之勞動關係( Arbeitsverhaltnis )，基本上雖係一種民事法律關係，但卻與上述民法世界不同，在法源論方面，論者多將憲法列為勞動法法源之一或勞動法之形成因素( arbeitsrechtliche Gestaltungsfaktor )，加以探討(註5)，在勞動法司法實務方面，涉及憲法之判決之比例，更是高於民法(註6)。為何憲法此一最高位階之法源如此密切地介入勞動關係？關於此問題可從憲法功能之變遷、勞動從屬性及勞動法之公法成分兩方面來加以說明：
(一)憲法功能之變遷
按憲法係人類推翻專制政府，爭取民主憲政之成果。在十八世紀，人們所致力的，是由國家獲得自由權、平等權與財產權，認為只要在這些方面免除專制政府之束縛，個人即可憑自已之努力取得生活之資，國家「愈小」的干涉，個人即能獲得最大之幸福，在此思溯之下，憲法規範之對象為政府或國家，係極自然之事，憲法與個人(私人)自無任何關係。但隨著十九世紀工業國家的極端發展，產生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，於是，要求承認每一國民皆應擁有最起碼之生存權利，國家應以「積極作為」來促使生存權實現之思潮乃漸漸出現，這種追求生存權、「維護人類尊嚴」之思潮，在德國「威瑪憲法」中表現得淋漓盡致，例如，該憲法規定「國家經濟制度應保障每個人皆能獲得合乎人類尊嚴之生活」(第151條)，「國家應特別保障勞工之權利」(第157、159條)、「國民有獲得工作及失業救濟之權」(第163條)，這些關於要求國家應有積極作為保障生存權之規定，使得威瑪憲法為二十世紀的領導性憲法，成為各國包括我國憲法取材及模仿之對象(註7)，其中，尤多直接關於「勞工」之規定，自然使得憲法必須密切地介入勞動關係。
(二)勞動從屬性及勞動法之公法成分
其次，憲法密切地介入勞動關係，亦與勞動從屬性及勞動法之公法成分有關。
1、勞動從屬性、社會權力
按勞動關係以其勞動從屬性( Abhangigkeit )而有別民法上之僱傭關係，所謂「勞動從屬性」包括「人格的從屬性」( personliche Abhangigkeit )，勞工在工作期間內將自由權交與雇主支配，由雇主決定勞務給付內容，雇主對其並有秩序上的懲戒權；從屬性也包括「經濟上的從屬性」( wirtschftliche Abhangigkeit ), 勞工被置於雇主之經濟組織及生產結構，為雇主而勞動，雇主享有管理權、支配權(註8)，在這種從屬性的現實下，雇主可以說處於一種「社會權力」( soziale Macht )者之地位(註9)，此種社會權利」( soziale Macht )者之地位(註9)，此種社會權力時時支配著勞工或影響勞工，其對勞工個人可能造成之侵害，並不亞於國家權力，因此，有必要依賴憲法保護勞工，以免除雇主之社會權力之侵害。
2、公法成分
公法與私法之區別係重要而歷史悠久的法律分類，基本上，公法係規範權力者與服從者之關係，私法則為規範對等者間之關係。公法既以規範公權力為對象，則憲法介入公法領域，或公法領域以憲法為重要法源，係理所當然之事；反之，由於私法與公權力無關，故憲法自少有餘地介入私法關係。
然而，勞動法之出現，使得傳統上公法與私法分類之法律體系發生動搖！究竟勞動法為私法或公法，並非可以簡易地一刀切開，它仍然在調整中。大體而言，勞動法係由多數法律所組成，它以規範勞動關係之法(如勞動契約法)為基礎，即基本上係私法，但又以「公權力」為基礎之勞動保護法進行「社會化」工作，此部分具有公法性質(註10)，從而，形成所謂私法與公法之雙重性( Dualismus offentliches Recht/Privatrecht (註11)，勞動法既帶有「公法成分」( offentliche Elemente )並涉及公權力，自然使憲法密切介入勞動關係。
二、有關規定及其具體化
如上所述，憲法密切介入(或規範)勞動關係，在勞動法法源中占重要之地位，為金字塔形之勞動法法源之頂尖，但由於憲法之規定過於簡略，一般而言，究非民法第一條所稱之「法律」，它並無足夠具體化之構成要件，不得直接作為裁判之大前提，因此，它雖是法源的「法源」，卻非直接法源。憲法的價值要在勞動關係中獲得實現，尚須進一步的進行具體化工作，包括：嫎依據憲法之委託，進行勞動立法工作，娋勞動立法後之法律(及行政命令)應具備合憲性3、基本權利之規定透過所謂「第三者效力」( drittwirkung )之理論或公序良俗條款對勞動關係發生作用。
這些「具體化」工作，本文將於第二、三節中加以探討，在此，擬先將憲法中與勞動關係有關規定加以臚列、分類，以取得鳥瞰作用：
(1)基本權利之規定：
工作權(第15條)、生存權(第15條)、結社權(第14條)、平等權(第7條)、言論自由、其他自由(第22條)。這些規定，和西德基本法上所規定的平等待遇( Geleichbehandlung )、意見自由(Meinungsfreiheit )、結社自由( Koalitionsfreiheit )、婚姻及家庭之保護( Schutz von Ehe und Familie )(註12)，基本上是類似的。
(2)憲法結構性原則及綱領性條文(註13)：
前者如「民生主義」原則(第142條)，後者計有：國家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(第153條第1項)、女工童工之特別保護(第153條第2項、第156條)、充分就業(第152條)、勞資協調合作原則及調解、仲裁(第154條)、社會保險(第155條)。在西德基本法中所規定之「社會國原則」(Sozialstaatsprinzip )及「人的尊嚴」( Wurde des Menschen )、「人格的發展」( Entfaltung der Personlichkeit )等原則或綱領，在勞動關係中對法律解釋及立法均發生實際而重要的影響力，例如，有認為勞動法中之「照顧義務」(Fursorgepflicht )即係此些「憲法原則」(Verfassungsprinzipien)之具體化及價值實現(註14)。在我國，對憲法原則之具體化意願及能力，顯尚乏經驗。
綜上所列，可知憲法之規定涉及勞動關係者，較者其他法律領域，可謂十分豐富。

註釋：
註1：Schmid, Arbeitrect, S.33. Hans Brox, Grundbegriffe des Arbeitsrechts.
註2：施啟揚，民法總則，第53-58頁；洪遜欣，中國民法總則，第22頁以下；黃茂榮，民法總則，第3頁以下。
註3：例如，楊仁壽，法學方法論，第157頁；王澤鑑，民法實例研叢書第一冊，基礎基論，第145頁以下；黃茂榮，法學方法論與現代民法，第299頁。
註4：王澤鑑，舉過二例子，參見氏著，同上註；楊仁壽亦舉過二例，參見有氏著同上註，第158頁。
註5：Sollner, Grundriss des Arbeitsrechts, S.37 ; Zollner, Arbeitsrect, S.62; Schmid, Grundzuge des Arbeitsrechts S.33。史尚寬，勞動法原論，第4頁，有泉亨，勞動法的法源，載日本勞動法學會編，新勞動法講座，第1卷，第61頁以下，有斐閣，昭和44年再版一刷。
註6：在我國，最高法院曾根據憲法判決台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為有效。其他有關諸多判決可參考本論文第二節所列判決。
註7：參見林紀東，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，第一冊，第51頁。
註8：黃越欽，勞動契約與承攬契約之區別，載司法院編，民事法律專題研究(三)，第93-97頁。
註9：Schmid, 前揭書，S.33；Frang Gamillscheg, Die Grundrechte im Arbeitsrecht Acp 164, S.386ff。
註10：陳繼盛，勞工政策與立法，載司法院編，民事法律專題研究(三)，第140-142頁；第135-136頁。
註11：Adomeit, Rechtsquellenfragen im Arbeitsrecht, S.7ff ;Zollner, Arbeitsrecht, S.72。
註12：Hanau/Adomeit, Arbitsrecht, S.39ff。
註13：此名稱，參見張志銘，轉型期中勞動立法的調適之道，載「理論與政策」第3卷第3期，第45頁，78年4月。
註14：Hanau/Adomeit, 前揭書，S.39。

勞動法法源之多樣性及其原因 │ 勞動法法源之分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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