蔚理法律事務所─勞工法

大陸勞動法

農轉非與就業促進

一七七０年代，亞當史密斯在觀察英國工商業化後市場經濟的狀況後，寫下影響深遠的「國富論」一書。在當時或更早之前，以荷蘭、英國為代表的國家已經基本完成工商業化後的國富狀態，而東亞包括中國、台灣仍處於農業社會，是以荷蘭占領台灣、英國不斷要求中國開放貿易，橫行東亞及世界。這一種「國富現象」在一九九０年代的中國大陸，也波淘洶湧的展開。假如，中國能得到台灣的協助，順利完成「國富現象」並解決階級矛盾，則漢唐盛世可待。國富，必須建立在民富的基礎上。
在以農業人口為主要構成的中國（大陸），絕大多數的農民都處於貧窮狀態，國家不可能從其身上徵到很多稅，國家也就很難富有。依本人曾是農民的經驗及觀察，一般而言，工商業人口包括勞工，其平均所得高於農業所得五倍以上，因此，為了達到國富、民富的目標，必須建立更多的工商業，吸收更多的農業人口變成工商業人口，降低農業人口的比例。
對較晚發展的國家，以人為方式，加速發展工商業以吸收農業人口完成「農轉非」的模式有三：其一、由上而下，由國家集資建立國有企業或集體所有企業；其二、由下而上，集聚民間零散、細小的資金，成立數目龐大的攤販、個体戶、小中企業、私營企業；其三、吸引外資。
台灣幅員較小，又取得廣大的美國市場，在過去三、四十年裏，快速地以上述三種方式取得資金，建立工商業，吸收大量從農村釋放出來的人口，完成充分就業（現在甚至還找不到勞工呢？）農業人口比例於一九九四年已低於百分之十二。相對於農業社會的國家，台灣已算完成民富而國富了。

中國大陸人口眾多，幅員廣大，問題特別複雜，數度徘徊於革命與左右路線之爭，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，只以第一種方式「國有、集體所有」累積資金發展工商業，絕對禁止第二種個體戶、私營企業及第三種外資發展工商業，而較台灣延後發展了二、三十年，並在農轉非、階級流動、農村城市戶口變動方面，採取嚴格的管制措施。
但是，這種禁止個體戶、私有企業、外資企業及農轉非的政策，自一九七九年「改革開放」以後尤其是十四大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路線」確立以後，有了根本的轉變。
當前，中國大陸個体戶、私營企業、外資企業，再加上鄉鎮企業蓬勃發展，同時，也吸引農村的農業人口大量流動（民工潮、盲流）就業，農民變成為附從於工商業的「勞動者」。這種階級流動（如下圖）（註一），其規模之大，世所僅見，如處理不當，極易引起社會問題。

在這一種「搞活經濟」、「農轉非」的大環境下，乃產生兩個基本問題：（1）促進就業（協助完成農轉非）問題；（2）解決勞動者與企業的矛盾與權益問題。面對這兩個基本問題，中國大陸於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公佈「勞動法」（次年一月一日施行），一方面揭諸「促進就業」及「職業培訓」，另一方面，從勞動合同、工作時間、工資等等方面加強確立勞資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，也就顯得確有必要，而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了。
在促進就業方面，「勞動法」規定下面幾個促進就業的途徑：（1）勞動者「從事個體經營，實現就業」（第十條第三項後段），（2）勞動者自願「組織起來就業」（第十條第三項前段），所謂「組織起來就業」，就筆者了解，包括私營企業、合夥企業、組織工程隊、承包集體企業等等模式；（3）國家鼓勵企業、事業組織、社會團體興辦產業或拓展經營，增加就業（第十條第二項）。在此之前，大陸已頒佈「國有企業富餘職工安置規定」，其中規定，企業為安置富餘職工而興辦的第三產業，享受「二免三減」優惠，並在政策上鼓勵勞動就業服務企業發展第三產業（註二）。另外，國務院「關於農村個體工商業的若干規定」，允許農民自帶口糧到小集鎮開辦鄉鎮工業、商業、服務業，例如開辦飲食、旅館、修理、農副產品貿易（註三）。
為了達到促進就業，應發展「多種類型的職業介紹機構，提供就業服務」（第十一條），並對勞動者加強「職業培訓」（第六十六條至六十九條）。
以上這些規定所揭舉的原則可說是正確的，問題只是在實務上究竟能夠投入多少財力及人力來促進就業。筆者十分擔心，大陸經濟發展十多年以來，偏重於沿海城市，內陸、農材少有發展，其既造成大量民工潮的社會不安，也不利於健康的就業促進，似乎應該更鼓勵投資者在內陸、農村附近投資。
一般人看到大陸的法律條文（例如，婚姻法），總認為大陸男女相當平等，但市場經濟發展以後，也開始出現女性較不易就業之情形，就此，大陸勞動法也重申了男女平等就業的權利（第十三條）以及其他平等原則，例如，種族、宗教平等之就業的原則（第十二條）。
其次大陸擁有龐大的軍隊，軍隊人數縮減及退役後的就業安置，也是一項重大的社會問題，針對這個問題，大陸勞動法規定，退出現役軍人的就業問題，有特別規定的，依其規定（第十四條），可說是針對大陸的實情加以規範，而為世界各國勞動法所少有的。
另外，大陸勞動法也有其「細緻」的一面，例如，其既規定禁止招用未滿十六歲的童工，但又針對在體育、文藝（例如童星）和特種工藝單位招用未滿十六歲的未成年人的實況，作了例外的規定及審批手續，而非絕對的禁止，此點之「細緻」，就顯得我們的勞基法在這一方面就有點粗糙了。（當然，大陸勞動法也有其粗糙的地方，以下將討論）。
總之，大陸勞動者面臨巨大的階級流動，勞動法也揭示了勞動者有「選擇職業的權利」（第三條），這和當年「階級劃分」與「階級鬥爭」的時代，也是截然不同的。
另外，從法律實效面來看，既然「促進就業」是目前大陸勞動問題的根本問題，那麼，勞動法上其他有關勞工權益的規定，在初期恐怕在事實上會有一些犧牲了，這是「市場經濟」包括「勞動市場」的合理現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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