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三年以來，中國大陸先後頒佈、施行了工會法、勞資爭議處理條例、勞動法、反不正當競爭法、消費者保護法；還有「士地增值稅」、「公司法」、「台商保護法」等等法律，立法之快速，令人驚嘆。其中，以消保法為例，台灣的消保法在立法速度上竟遲於中國大陸，當然，這是我國立法機關代表多元的社會利益及黨派、各種學者見解，必須經過討論，才能獲得共識，完成立法，和大陸人代會、黨政運作不同所致，並不一定說台灣不如大陸。然而，中國大陸這種快速立法、變化多端的趨勢，倒是值得我們注意，也值得台商思索如何因應。

為什麼中國大陸會從過去的「無法無天」轉變成如今的「快速立法及法制化」？

關於這各問題，涉及到我們所熟知的法諺「有社會斯有法律」（註一），從極端的公有制到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」乃至於十四大以後的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」，社會基礎完全改變，當然必須快速頒佈、施行適合商品經濟尤其是市場經濟的法制；套句大陸社會主義人士慣用的話，就是「法律都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，並且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」（註二）。當然，這樣講，不免過於「唯物論」，忽略了人心的理想性格，過於認定「存在即是合理」，也忽略了以「正義」為基礎的法律，有可能以「理想性」來改變經濟及社會現實的一面（註三）。只是，現階段的中國大陸確實因為「市場經濟」路線的確立，帶動了有關的法制化。

一百五十年來，中國為了解決民生問題，必須將大量的人口「釋放」成工商業人品，進而避免不了必須工商業化的大趨勢，另一方面，又因為農村人口多、農業包袱太大，在工商業化的過程中，屢屢引起農業人口的「反彈」，形成過度的「反商」政策，因而，延緩了工商業化的速度。

在這種社會基礎及變動上，近百年來的中國法制現代化工作，也就在「即必須前進，又屢遭挫折」的情況下緩慢進展。配合工商業的法律，其原理、原則－產權保障、契約自由、平等，在一九四九年「農民革命」取得政權而加以廢止三十年後，到了一九七九年以後又被中國大陸重新開始接受，因而，帶動了合同法、民法等一連串的立法運動。

我們看今日中國大陸的法制，當然，有許多和台灣不一樣，但從大的架構、大的法律名目、大的原理、原則來看，其實和所謂「大陸法系」的法律，沒有太大的不同，只是執行的程度大有不同。一九四九年，中共發佈「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和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」，實非正確，也許六法全書中原來有關「動員戡亂」等政治性較高的法律應予廢除，但其中代表一、二百年以來工商業時代的民法、商事法、智慧財產權、訴訟法、仲裁條例、稅法、金融法、關務法規、行政訴訟法，集中一、二百年來諸國許多法律家的思想、智慧和技術，豈是當時國民黨單獨「創造」出來的，一個社會只要走發展工商業的路線，豈能打倒這些工商法律。因此，大陸在徹底廢止六法全書後，過了三十年，又必須重新逐步頒佈適合工商業的法制，一九八六年的「民法通則」，一九九三年的「海商法」、一九九一年的「著作權法」，以及一九九四年施行的公司法，都是代表例。

這讓我們想起，鴉片戰爭後，列強的商品輸出，刺激了中國的幼稚民族工商業，附帶的也促使中國制定相應的商法，清廷在一九○三年令伍廷芳等人起草商律，合「商人條例」、「公司律」，以「欽定大清商律」頒佈施行，（註四），這些商事法當然隨清廷覆亡而「人亡政亡」了，但是，它的精神、原理、原則卻能生生不息，不漲的在北洋軍閥的立法運動、國民黨的六法全書、甚至共產黨的「社會主義的法制建設」中屢仆屢起，相信終有一日，當中國大陸完成較工商業化的工作時，商事法（含公司法）等等法律，終會在該工商業化的中國社會中生根。當然，這個時間，可能會很漫長，恐怕至少需要三、五十年吧？令人慨嘆的是，當一九九四年，我們回頭看一九○三年「欽定大清商律」時，歷史已經走了九十年，中國大陸尚未完成及落實工商業化的法制，甚至公司法也剛頒佈。這和中國的農業人口包袱大、工商業化緩慢，因而引起社會、政治動盪息息相關。為了人民的幸福，中國大陸應認清中國的農業包袱、工商業化的趨勢、工商業法制化的必要性，僅可能降低政治化，努力完成社會變遷中的法制化工作。說台商投資大陸，必須認清楚這些法制化的工作才剛開始，還沒有生根，變化還很多，台商必須學習適應這種大環境和可能的變化，才不致滅頂。

註一：參林紀東，法學緒論，第四頁，五南出版，民國六十七年。

註二：佟柔主編，民法原理，第一頁，（北京）法律出版社，一九八二年版。

註三：林紀東，法與經濟，前揭書，第一八八、一八九頁。